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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: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?序》
时间: 2015-05-14     次数: 3933     作者: 胡适

 

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·序

  

 


胡适(18911217——1962224日)

 

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。这大概有三种原因: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,第二是多忌讳,第三是文字的障碍。

 

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。故柏拉图与谢诺芳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,乃有梭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。故布鲁塔奇古昔的大英雄,乃有他的《英雄传》。

 

在中国文学史上,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,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义,如司马迁的《项羽本纪》,便是一例。

 

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,故《慈恩法师传》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。

 

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,故朱子的《年谱》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。

 

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。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,当他们刚死的时候,也许送一副挽联,也许诌一片祭文。不久便都忘了!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,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,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?

 

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,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,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!传记的文章不处于爱敬崇拜,而处于金钱的买卖,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?

 

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,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是缺乏老实说话的习惯。对于政治有忌讳,对于时人有忌讳,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。

 

圣人作史,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的谬例,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!故《檀弓》记孔氏出妻,记孔子不知父墓,《论语》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,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,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。

 

后来的碑传文章,忌讳更多,阿谀更甚,只有歌颂之辞,从无失德可记。偶有毁谤,又多处于仇敌之口,如宋儒诋诬王安石,甚至于伪作《辩奸论》,这种小人的行为,其弊于隐恶而扬善。

 

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,不失于谀颂,便失于诋诬,同为忌讳,同是不能纪实传信的。

 

传记为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,实在神情,实在口吻,要使读者如见其人,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,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。

 

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,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,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,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。直到李华、独孤及以下,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。

 

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,讲求字句之古,而不注重事实之真,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似韩似欧!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,于是只有烂古文,而决没有活传记了。

 

因为这几种原因,二千年来,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。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,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!

 

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,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、骈文埋没了。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,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。

 

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,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。

 

远一点的如洪秀全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李鸿章、俞樾;近一点的如孙文、张之洞、张謇、严复、袁世凯、盛宣怀、康有为、梁启超,——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,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,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,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。

 

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,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?是畏难吗?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?还是缺乏史才呢?

 

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,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,养活了几百万人,造福于一方,而影响及于全国。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,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,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。这样的一个人,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。

 

他的儿子孝若先生,近年发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传记。他已费了几年工夫编辑季直先生的全部着作,自己亲手整理点读。

 

这部全集便是绝大的史料。还有季直的朋友的书信,保存在南通,也有近万封之多,这也是重要史料。季直先生自己又编有年谱,到七十岁为止,此外还有日记,这都是绝可宝贵材料。

 

有了这些材料做底子,孝若做先传的工作,便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了。

 

孝若先生做先传,还有几桩很重要的资格:第一,他一生最爱敬崇拜他的先人,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爱的工作,便成了宗教的工作。

 

第二,他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,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,知道爱真理,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,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,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,所以他曾对我说,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。

 

第三,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,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,决定采用王懋竑《朱子年谱》和我的《章实斋年谱》的方法,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着作文牍来做传记材料,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。

 

有了这几种资格,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,可以使我们爱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。

 

十八年十二月十四夜 胡适

 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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